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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面对抗战历史，中国的青少年，特别是“90后”“00后”，应该有怎样的思考，应当发出怎样的声音？这实际上事关如何对学生开展有效的历史教育、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等问题。当然，这里的历史教育，是一个跨越学科的概念，不仅仅是历史学科的教育，还包括了那些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形成历史意识、增强历史思维和判断能力的其他学科内容。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将近，相关问题又涌上国人心头。中国教育报近日在长沙举办座谈会，与会专家就铭记历史、保卫幸福等问题展开“头脑风暴”，相关观点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开展战胜国的历史教育。
——编者
特约学术主持：
谢 庆 湖南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董事长
座谈嘉宾：
郭福昌 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原国家副总督学
杨志彬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田 钢 戏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孙、田汉基金会理事长
梅小璈 远东审判大法官梅汝璈之子
朱小平 《谁该向中国忏悔——抗战胜利反思录》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内与海外》编辑部主任
潘新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兴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陶继新 《山东教育》杂志原总编辑
项小平 浙江浦江县天地幼教集团董事长
赖伙琪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教育局课改办负责人
黄 艳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第一中学校长
明德璋 上海市汾阳中学校长
陈晓勇 河南省郑州二中校长助理
宋登水 浙江省宁波国际合作学校教务处主任
利用历史教育为现在的孩子“补钙”
谢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最近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要求中小学生“了解党史国情，珍视国家荣誉”等。我觉得，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给他一个好榜样。身教重于言教。这次座谈会邀请来各位英雄后代和专家，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易经》里有句话叫“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就是儿童，儿童的教养一定要走正路，要有正能量。
您认为，记住历史，记住英雄，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积极作用？
杨志彬：教育应该让孩子有一个了解历史、认知历史的责任。《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明确要求中小学生要爱国。我们要让他们记住历史，因为我们要感恩祖先，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恩与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不顾身家性命、为了民族付出一切的英雄们。我们的孩子从小也要培养这种精神，培养他们的这种意志。我们要让孩子亲身感受，让孩子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段中华民族受屈辱的历史，记住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的历史，记住中华民族反侵略历史，记住中华民族那些先烈、伟人们永远奋斗、一定要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当然，我们记住历史并不是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中悟到怎样努力追求和平。
谢庆：如果说只有“武化”没有文化的教育是野蛮的教育，那么只有文化没有“武化”的教育就是非常危险的教育。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很缺“钙”。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机会请英雄伟人的后代来到孩子们中间？就是要借助英雄的故事，借助灾难为孩子“补钙”。
明德璋：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多难兴邦，灾难能够激发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要让学生理解，越大的灾难越能激发爱国情感与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在日寇的枪炮声中，沉睡的东方之狮终于醒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空前高涨，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老师在回忆自己的教育生涯时说：“我的童年的美好生活被日寇的炮火打得烟消云散，母校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这5个大字掷地铿锵，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历史教育和教育中的历史存在哪些问题
谢庆：我们现在谈爱国，离不开谈文化、谈教育，因为英雄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地爱国。爱国首先就是爱她的文化，爱她的历史。历史里面就包括了英雄人物的故事。崇拜歌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只有崇拜伟人和英雄的民族，才有希望。
您认为我们当前与历史教育相关的领域存在哪些问题？
李兴洲：对待教育和历史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历史教育中的问题。曾有一位学者对中日两国高中的历史考题进行比较。中国教师强调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突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日本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曾给学生出了这样一道考试题：中国和日本历史渊源深远，自19世纪开始，几乎每隔一百年就要打一次仗。如果21世纪两国开战，你认为原因是什么，预计何时开战？从中日历史课的这一比较来看，我们的历史教育强调的是历史知识，而不是对历史规律、发展趋势的认知与深刻理解。
二是教育中的历史问题，这存在四方面的缺失。第一是历史知识的缺失。现在教育中的历史问题，首先表现出的是对教育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缺失，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对历史、传统文化了解不多。如果不了解历史，我们将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第二点是历史意识的缺失。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历史，没有历史知识？是因为我们缺少想了解历史的意识。第三点是历史情感的缺失，我们目前不去了解历史，不愿意去了解历史，这就是一个情感态度问题。一方面是觉得历史太久远、繁杂、与现实无关；另一方面是有意回避历史、否定历史，这是非常可怕的、别有用心的。第四点是历史责任的缺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也是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梅小璈：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我曾经收集、编辑了一本《梅汝璈法学文选》，其中一篇是我父亲批评民国时期法律教育的文章，他说国民党当时遍地都是法政学校，但是培养出的是“绍兴师爷”，靠打官司赚钱的人。他们与当事人搞交易，致使司法腐败现象特别严重，这与法学大师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中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精神背道而驰。我们现在研究教育问题，也要研究历史上的教育问题，不要让“悲剧”重演。
谢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历史进行教育？
潘新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可谓人生标杆。所谓的“立德”，就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建立规则的人，建立道德规范的人。“立功”，即能够为民谋利，为国解困。“立言”，即写作。“三不朽”实为“一不朽”，“立”不朽之“言”本身，就是立德、立功，立有德有功之言，方能不朽。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灵魂？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精神生命？我认为就是当他学会应用语言文字开始写作那一天，因为他开始能够超越了感性的东西，可以用符号来记录、来创造了，拥有了公众演说的能力。我们就是要培养一个能够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人，就是要培养立言者，立言而不朽的人。
立言者是不能速成的，要耐得住寂寞，把冷板凳坐穿；不能受到“势”和“利”的诱惑，要超越功利境界，不能急“功”、近“利”。这是学习的原则和态度。
学习的关键是立“本”，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意思是，从根本入手，养根加膏。文德和人格修炼到家了，就能够写出和顺的好文章。
如何养根加膏？韩愈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只读先秦典籍、《史记》、《汉书》等，要不断读经典，边读边写。“立言”是水涨船高，水到渠成。
至于怎么读，韩愈在《进学解》里谈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陶继新：我认为，小学阶段要让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悄悄地进入孩子的身体里。目前，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太“课堂化”了，如果传统文化教育只是在课堂上，而不与社会实践、生活实践，包括自然景观联系起来，是永远做不好的。
宋登水：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都是爱国教育。当然，我们倡导的是理性爱国教育。理性爱国教育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不仅要热爱这片脚下的土地，还要热爱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说文解字》中写道，“祖，始庙也”“国，邦也”。显而易见，“祖”是一个时间概念，包括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模式等。“国”是一个空间概念，包括广阔的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曾几何时，人们一味学习西方文化科技，认为传统文化尽是糟粕，大学士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被人认为不爱国，是固步自封。进入21世纪，人们突然发现西方文化解决不了中国问题，西方理论无法深入中国人心。于是我们向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求助，重新翻出国学经典，将孔子学院推向世界，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人们也真正找到了爱国的正途。
黄艳：目前，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语文课、历史课中都存在，关键是“高考指挥棒”在作祟。
我问过我们的教师，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给我们现在做教材吗？如果《史记》中的篇章不被编入中国高中教材，他的作品是不是就要被磨灭了，就没有存在价值了？如果答案是“否”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教得死板板的，就把它当作“教材”来教？但是，在现实中，当成教材教就能教出高分，否则就教不出高分。就像李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历史课如果照日本历史课的考法，那么就需要有另外的教法。可是，现在高考的考法，就得用现在的教法。我们希望能扔掉“高考指挥棒”，让学校有一点办学自由、课程设置的自由，有点特色发展的自由。
如何进行有效的历史教育
谢庆：在具体的教育中，您认为什么样的历史教育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田钢：我可以举我的爷爷田汉先生教育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喜欢和爷爷在一起，一有时间，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我带你到外边去看看。有时候坐车或者是走路看见墓碑、纪念地，就给我讲有关的历史故事。我就读的小学附近有文天祥祠，他就会给我讲文天祥的故事。我对历史感兴趣，大致是从这些方面来的。
项小平：历史教育是很好的爱国教育，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应该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上。我们办教育的人，要将实现教育成果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为孩子的成长尽自己的一份助力，为教育强国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赖伙琪：历史的教育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要做到三点：
一是要有底气。这些年来围绕党史、军史的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泥沙俱下。如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的“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的谣言，“张灵甫是抗日英雄”，邱少云事迹违背生理学常识以及对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的质疑等，往往以所谓的“解密”“翻案”“戏说”等历史虚无主义方法混淆视听、篡改历史、抹黑历史英雄，其用心充分印证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古训。我们要切实加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可歌可泣奋斗史的教育，让青少年知道今天从哪里来，清楚明天到哪里去，以史为鉴，追梦未来。
二是要接地气，让教育的内容更加贴近历史，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青少年。要坚持教育的儿童立场，以儿童的视角、心理、感受去创新教育方式，贴近孩子们的心灵。
三是要显“神气”。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指出，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课不仅是必修，而且要修好。几年来，我们努力让苏区精神、客家文化在新时期有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充分体现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并内化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追梦民族复兴的实际行动，贯穿于立德树人的教育全过程。
陈晓勇：我们学校的前身是河南战区二中。1941年9月，时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解决流亡青少年就学问题，河南省成立三所战区中学，其中一所便是河南战区二中。这段特殊的经历烙印在郑州二中的筋骨里，流淌在血脉中。
爱国精神是民族之尊严、国家之灵魂。为更好地将校史与爱国教育融合，我们进行了活动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校史校本课程的开发更注重对校史的深度挖掘和体验，目前主要有《寻找历史碎片》和正在设计的《重走转迁路》。这两门课程都是以体验、感受、成长为主。这些课程，能有效地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与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有机结合，并贯彻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谢庆：针对抗战的历史教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朱小平：据我观察，我们现在关于抗战的教育，只是强调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但是并没有使我们的下一代深刻了解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扩张侵略中国的历史，没有深刻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特别是一部分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意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心理。从中国教育报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青少年征文”作品的内容来看，孩子们是比较关心时政的，比较关心安倍政权的一些倒行逆施，但是孩子们好像还不太明白深层原因，不知道日本是一个不服输的民族，日本右翼政客绝不甘心只做经济大国。我们必须予以警惕，而这正是我们教育中缺失的。
我们的教育对抗战的起因、抗战的艰难尚缺少到位的分析，中国人民一直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日本当年的野心就是让中国亡国灭种。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的爱国教育决不能空洞无实，教育要让孩子拥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树正气、讲气节。要反思汉奸问题，就要花大力气树立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思维，提倡多读多思，真正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栋梁、国家英才。
谢庆：您认为我们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应该怎样做好历史教育，乃至更广泛的教育？
郭福昌：要做好教育，第一是要有定力，就是你认准的事情，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勇往直前地去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有定力，有追求，只要有这样一个目标，别人彷徨、困惑的时候，你就不会困惑，就会勇往直前。以学前教育为例，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可以积极挖掘课程，不断充实和更新课程内容，比如挖掘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今天的发展历史。第二是要有担当，要走一条新的路子，就要敢于担当。第三要勇于创新，这个创新不要搞得很玄乎，可以从微创新开始，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积微成著。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探索出一条路来，逐渐培养出卓越的、杰出的教育领军人物，最后培养出教育家型的领军人物，在全国、在世界有所成就。（本报记者 杨桂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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