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西平：走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道路—

今天我想以讲“走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道路”这样一个题目，来纪念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这里的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化”，一个是“中国道路”。我想我们重温陈鹤琴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时代意义就在于此。

有一个短片说如今做孩子很难，我想现在不光做孩子很难，办幼儿园也很难。如果你办国际幼儿园，有人会说你缺乏民族传统，如果你办国学幼儿园，有人会说你没有开放的思想；如果你让孩子学的东西多了，有人会说你“小学化”，如果学得少了，又说上幼儿园什么也学不着；如果把孩子培养得很有礼貌、很守规矩，有人会觉得你太死板，如果你这个幼儿园孩子很自由、很开放，又觉得你太放任……。所以说,如何办园也还是很难的一个题目。其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文化的碰撞。

2015年5月19日-2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六家机构协办的2015“世界教育论坛”在韩国仁川举行。15年前，世界教育论坛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行，制定了一个15年规划。其中也就如何推动教育的发展确定了六项目标。今年在韩国仁川的论坛主题为“通过教育改变人生”。大会总结了15年前所确定的目标实现的情况，同时也讨论了未来15年世界教育发展的目标。本届论坛有10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仁川宣言》，设定了面向2030年世界教育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宣言》明确提出：“我们将确保提供12年免费、公共资金资助的、平等并有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其中，普及为期不少于九年的义务教育，并确保学习者获得相应的学习成果。鼓励提供至少一年高质量的免费和义务学前教育，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获得高质量儿童早期发展、看护和教育的机会”。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高质量儿童早期发展、看护和教育的机会，这是仁川宣言提出的幼儿教育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本届论坛高度重视教育质量。在未来教育发展议程中，设立了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即确保儿童不仅仅可以上学，更应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切实使他们获得过上健康富裕的生活、实现他们潜能所需要的技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本届会议上指出，获得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用知识“武装”年轻一代，以有效应对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指出，《宣言》显示了我们的决心：让所有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他们作为全球公民的潜能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政府应提供终身教育服务，使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通向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钥匙。

中国幼儿教育无论在规模拓展还是质量提高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14年年底，全国的幼儿园20.99万所，比上年增加了1.13万所，其中民办园13.93万所，比上年增加5831所。在园的幼儿包括附设班在内一共是4050.71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56.02万，其中民办园在园儿童2125.3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35.12万人。幼儿园的园长、教师2014年年底是208万人，比上年增加19.52万人。2014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是70.5%，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国家大力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成果。但是，应当说现在理想跟现实之间、理论跟实践之间都还有差距。所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好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道路。

有一位专家曾做过一个比较研究。该研究选取了六个国家的幼儿教材，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和比较发现：西方的幼儿教育理念比较关注的是自我和自主，强调个人意志和自由；而东方的幼儿教育理念比较关注的是克己奉公，强调集体精神和规范行为。研究还发现，日本、韩国幼儿教育教材基本上体现的是东方理念，而中国的教材从理念上已经基本上接近西方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幼教理论引入到中国，比如福禄贝尔、蒙台梭利、马拉古奇等的理论；另一种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幼教实践经验也引入到中国，比如法国的“做中学”，德国的“自然森林教育”，以及最近新西兰的“儿童学习故事”等实践经验,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幼儿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基本上学习的是西方的幼教理论，以西方幼教理论来武装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从纲要的制订到教材编写都更多地体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借鉴，有助于推进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但是教材的西方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教学实践都是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如果我们把20万所幼儿园都逐一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存在很大反差。今年5月份我们到农村去调研，发现农村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采用附设学前班的形式来实现，没有幼儿教师，就把不能胜任教学的小学老师调到学前班去。所以，目前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理念上没有注重实践化，在实践上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科学化。因此，我们今天学习陈鹤琴先生有很重要时代意义，就在于要走一条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的道路。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曾有很多教育家，也涉及到了幼儿教育，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给中国的学前教育奠定基础的应该是陈鹤琴先生。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幼儿教育问题，探索和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

陈鹤琴先生既追求理想的幼儿教育，但同时又不脱离中国的实际。1914年陈鹤琴自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原本想学医，但他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改变了主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于是他就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①。

陈鹤琴对儿童无限热爱。他说：“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最近电视上演了一个关于最美教师的影片，有人问到最好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她说：“最好的老师是我喜欢孩子，而且孩子也喜欢我，而孩子因为喜欢我，所以也喜欢我教的东西。”既喜欢孩子，孩子又喜欢老师，陈鹤琴早就做到了。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对儿童的这种热爱，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

1981年，年近90岁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他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陈鹤琴认为，旧中国的教育制度空谈理论，教学脱节、读死书、读书死、书本至上、不求进步，学生缺乏创造性，没有“动手”能力。我们学习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特别重要的就是抓住他看到的旧教育的问题，没有“动手”能力。所以我们现在讲“玩中学”，就是针对过去不玩，过去动手很少。针对旧教育这个问题，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鹤琴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把“死教育”变为“活教育”。

针对旧教育传统的弊病，陈鹤琴创立了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学说，其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就是“活教育”理论的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等相关的论述。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现实的幼儿教育中依然存在如何把“死教育”变为“活教育”的困境。有的专家指出，我们现在还存在着显性的“死教育”，也存在着隐性的“死教育”。1947年，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一书出版，标志着“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活教育”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依然富有指导意义。

陈鹤琴指出，“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做一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他满含深情地写道：“拿目前的情形来说吧!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陈鹤琴先生概括出来了幼儿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还说“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全世界的人类”；“爱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类，真理是不会泯灭的，真理是我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最高准则。”所以做中国人也不是单纯的有中国国籍的人，而是一个站在真理一边的中国人。

陈鹤琴认为“做现代中国人”包含五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活教育”的目的论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把做人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要追求的目标。

有了幼儿教育的目的论，就要通过课程设计来实现。针对传统教育“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把读书和教书当成了学校教育活动内容的实际状况，陈鹤琴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材料”概括为“活教育”的课程论。将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活教材，这是跟“死教育”的课程论最根本的区别。

1928年，陈鹤琴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整个教学法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幼教改革重要的课题，而如何把需要学的各个方面有系统、整个地教给儿童，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29年，陈鹤琴负责编制《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

1951年春，陈鹤琴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幼稚园课程编制的十大原则：“是民族的，不是欧美式的；是科学的，不是封建的；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是发展的、连续的，不是孤立的；是配合目前形势和实际需要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童健康的；培养五爱的国民公德和民主、团结、勇敢、守纪律的优良品质；陶冶儿童的性情，培养儿童的情感，要养成儿童能够说话的技能。”从1928年《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制定到1951年发表新时期的《幼稚园课程》，体现了陈鹤琴幼稚园课程思想的发展，标志着他幼稚园课程思想的形成。

1. 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这是我们现在所谓克服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关键所在。最近，督导部门也对幼儿园小学化倾向进行了专项督导。在督导过程当中出现的分歧就是什么是小学化，到底是孩子学了小学的部分内容叫小学化，还是不要用小学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学前的教育，这两个看法不是很一致。有的人提出来，美国提出要在近期实现下放大学5%的课程到高中，要高中的学生有50%选修大学的AP课程。那这是不是叫做高中大学化呢。我认为，可能主要不在于课程内容，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如何适应孩子的年龄特点。

因此，“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是我们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改革的重点。“活教育”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而是强调儿童在与自然、社会的接触中，在亲身观察和活动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陈鹤琴主张把书本知识与儿童的直接经验相结合。这样获得的知识真实、亲切，而且还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精神。

2. “活教育”的课程形式应该符合儿童活动和生活方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方式。随着课程内容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也因之变更。“活教育”的课程形式应该符合儿童活动和生活方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方式。因此，陈鹤琴提出了“五指教学法”，五指教学法也被称为“五组活动”。1944年，陈鹤琴在实验活教育筹划会议上提出了“五指活动”方案，他把五组活动用人的五个手指做比喻，五组活动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儿童生活中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网，实践活教育。五指活动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安全教育等），儿童社会活动（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劳动工厂和科研机关等），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美术、工艺、戏剧等），儿童文学活动（包括童话、诗歌、谜语、故事、剧本、演说、辩论、书法等）。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的课程模式。“活教育”的课程打破以学科组织的传统模式，而改成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的形式。有人认为“以活动为中心、以活动为单元”的课程形式只是开放以后才从西方引入的。其实，当年陈鹤琴先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就已经提出来了。

1941年陈鹤琴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主张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由此可见，“活教育”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依然富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只有开放并善于借鉴，但不盲目模仿西方，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改革。陈鹤琴留美期间，受教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他特别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并借鉴这种观点。他说：“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1934年7月，陈鹤琴对欧洲11国进行教育考察，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并从中看到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他认为这其中许多都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中学”，现在的学前幼儿教育，甚至包括我们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改革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就是注重“做中学”。这不是简单的老师讲，学生听，然后考试，而是重视学生动手，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影响了一代代人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陈鹤琴的借鉴并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 我们现在的实践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跟美国不同，我们整个的文化的生态，以及我们现在的家长需求也跟美国的家长不同。“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他强调了要借鉴，但是一定要和国情结合，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改革时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国外的理论和国外的实践是必要的，在一段时间里面模仿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模仿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只是一味模仿的话，中国的幼儿教育往前走就很难适应现在时代的发展以及家长的需求。所以，陈鹤琴先生当年就提出了如何真正走出中国幼儿教育道路的问题。

陈鹤琴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陈鹤琴从美国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一方面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另一方面，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

陈鹤琴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陈鹤琴的思想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本国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陈鹤琴坚持从幼儿教育入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理论的指导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跟实践相结合。现在理论跟实践脱节的现象在整个教育界都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拿出一些先进的理论来，我们也可以拿出自己根据这些理论加以适度改造的理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举例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整体的教育实践是跟理论一致的。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我们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好，理论表述得越来越深，而去看看我们常态的教育实践，却跟理论的距离很大。

1920年，陈鹤琴的长子陈一鸣出生，他每天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他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

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陈鹤琴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1925年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助教张宗麟协助研究工作，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陈鹤琴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

1979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陈鹤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办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所以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实验，重视实践是幼儿教育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一点至今仍然警示我们高度关注幼教科研中理论脱离实际，空喊口号而忽视试验和实证的倾向。我们注重“做”不仅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应体现在我们的教育科研上。

现在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家-园之间的矛盾。而孩子所生活的社会、家庭和园所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园所的教育如果不注意整个生态的改善，特别是家庭教育的改善，教育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培养孩子的两面性。

1925年陈鹤琴出版《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作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这本家庭教育书，到现在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角度来看，家长的需求有时候左右着幼儿园，因为家长是幼儿园教育的评价者，家长教育的缺失也会使幼儿园的导向出现问题。所以，需要对家庭教育引起重视，给予家庭教育正确的导向。

陈鹤琴认为，儿童早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关系着人一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奠基作用。他在《家庭教育》中写道：“一个人知识丰富与否、思想发展与否、良好习惯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应负完全的责任。”“家庭教育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他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高度地提出来了。我们有时也会面临家长埋怨幼儿园，幼儿园埋怨家长的情况，协同难度很大。过去的家长是通过养老大积累经验来培养老二，现在一般是独生子女，没有办法积累这个经验。因此，如何让家长懂得家庭教育，也成为幼儿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幼儿园教育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讲家园共育，关键在于观点一定要一致，方法一定要一致。要使家长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教育者，就需要对家长进行教育，陈鹤琴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的。家庭教育同幼儿园一样，也担负着儿童体、德、智、美、劳诸方面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也相当丰富。

家庭德育，是指从小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质与习惯“是构建健全人格的基础”，家长应教育孩子体谅他人，具有同情心，对长者有礼貌，尊重别人，养成诚实不作伪的品质，不横行霸道，不欺侮别人，适当参加家务劳动。家庭智育主要是丰富儿童生活常识，积累其生活经验，鼓励孩子大胆探索，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给孩子创设适宜的条件与环境，以激励他们读书的兴趣。家庭美育，主要是给孩子创造艺术的家庭氛围，使孩子在与音乐、美术等接触中，陶冶情操，增强审美意识，形成良好的审美习惯。在家庭劳动教育方面，家长还应该让孩子做点家务劳动，凡孩子自己能做的事，父母不可替代，让孩子在学会劳动技能的过程中接受思想品质教育和意志的锻炼。

陈鹤琴对于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内容的基本主张，就是要全面改善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仅在幼儿园创设好的生态环境，在家庭里面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孩子就像一棵树，要有土壤、肥料，还要有水、空气和阳光，需要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当中成长。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孩子就很难健康发展，为孩子入学读书、以至一生的发展都打下良好的基础。

陈鹤琴先生已经把对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的重要性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家庭教育》一书，提出了“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的早期教育观念。原书提出早期家庭教育原则101条。比如，教孩子是从小教起的；游戏式的教育法；不要骤然命令孩子停止游戏或停止工作；孩子应有看图画、画图、剪纸的机会；孩子应有玩沙、塑泥、穿珠、锤击、浇花的机会；叫孩子做事，不宜太易，也不宜太难，须在他的能力以内而仍非用力不可的；我们应当按照孩子的年龄知识而给予适当的做事动机；做父母的应当利用儿童的好奇心，作为教育儿童的一种良好动机；凡孩子能够自己做的事，你千万不要替他做；做父母的，最好用积极的暗示，不要用消极的命令；诱导比恐吓、哄骗、打骂都来得好；做父母的应当教育孩子爱人；对于教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在孩子面前采取同一态度；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做父母的应当重责其事，轻责其人；做父母的对待孩子应当有相当的礼貌；做父母的不应当以一己之喜怒来支配孩子的动作。这些方法如果我们帮助家长掌握，实际上家庭的生态环境就会有更好的改善。

陈鹤琴说过，“我们希望新师资的培养，富有劳动生产的技能，富有组织建设的技能，不但人格、行为，可作人家的楷模，而且服务、为人，可都做人家的榜样。不但要做一个优良的儿童教师，而且要做一个优良的社会工作者”。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得非常快。其中，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失误呢？一部分人在反思，我们幼儿教师的培养是不是过早地取消了幼儿师范，虽然符合许多青年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愿望，却导致现在农村极度缺乏幼儿教师。如何真正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决定着我们整个幼儿教育的水平。所以，陈鹤琴提出来幼儿教师应该有敬业、乐业、专业与创业的精神要求。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李克强总理提出了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实际上包括了“互联网+教育”，或者是“教育+互联网”。这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进行创造。因此，幼儿园应该开展“微创新”活动，不要只急于参加国家的重点课题或者是省市的重点课题，应该鼓励每一位老师在他遇到了问题时，自己提出一个课题，来研究如何解决。把理论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创造，而“微创新”有时候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近一些幼儿园开始搞“微创新”活动并对微创新成果进行奖励，这样就调动起幼儿园老师的积极性。因为幼儿园老师当然需要物质的鼓励，但是也需要事业的发展。当他自己有创造的激情，而他的创造获得承认的时候，他的成就感会让他更热爱这个事业，所以我们各个地区各个园应该把这种微创新的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我们今天纪念陈鹤琴先生，应当继承和发扬陈先生的献身的精神、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把幼儿教育真正办成活教育，走出一条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的道路，从而对我们国家幼儿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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